结束对通北“三棵树村”的实地寻访(见上辑《“三棵树”里的飞机往事》),临别前,为我们做了诸多回忆和讲述的当地人吴万彬说,如果还想知道“三棵树”,以及过去这里的更多情况,就去通贵堡找一个叫马存功的老人,他年纪更大,是通贵的“活历史”。
于是,驱车又至通贵堡。此行我们将要解开的,是关于这个地方的过往、来历,以及发生于此,那段“掉在河里的飞机”的故事。
由通北至通贵堡,途中可见,位于银川郊区的这处乡镇,也处在不断的开发和建设中。通贵堡北侧,一条正在修建中的与贺兰山路连通的公路,宽阔笔直,随行的当地人告诉我们,路修好后,由通贵至银川,仅需20分钟左右车程。
乡政府驻地通贵堡,地域虽不甚大,但开发景象也随处可见,车辆来往,楼宇渐起,有些地方还正竖着高高的建筑起吊架……当地乡政府提供的一份“简介”中写道:通贵乡东靠黄河,面积111平方公里,下辖河滩村、司家桥村、通南村、通贵村、通北村和通西村,共6个行政村。全乡总人口15175人,其中回族人口12625人,占总人口的83%。
寻访的马存功老人,就在通贵堡住。一条柏油路街道南侧的小巷内,黄墙红顶、风格一致的院落,沿小巷两旁整齐伸展。马存功的家,就在小巷的最里端,他今年87岁,出生于1928年。
说到通贵堡的过去,在此出生和长大的马存功,印象深刻。“苦啊,穷不堪言……土地也不好,尤其是通贵。”马存功说,他指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。虽然这一带有惠农渠流过,但对当地人来说,还是显得有些远,很长一段时间来,渠水无法惠及。马存功的印象里,变化在1936年前后发生过,这里开了一条“云亭渠”。
与历史记载印证,马存功说的是1935年,在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的马鸿逵主导下,将原有的民生渠拓宽连接,并以其父之字(马福祥字云亭)定名为“云亭渠”(今名民生渠)。马存功说:“云亭渠南起王太堡,北至贺兰通昌,这条渠一开,(通贵人的)日子就好过多了。但好景不长,很快就开始打仗了,抓兵、要粮,又苦得不能说了……”
惠农渠与“通八堡”
马存功刚才的回忆,是民国年间的事情。如果再往前追溯,通贵堡的历史更久。
通贵堡,清雍正四年(1726年),开惠农渠时所设,同治年间(1862年~1874年)回民集居于此,始成聚落。(《银川市地名志》1988年版)。
如上所述,要说清通贵堡的来历,惠农渠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字眼。据当时所立的《惠农渠碑记》,以及《乾隆宁夏府志》中的记载,惠农渠为雍正年间,“特命侍郎臣通智,会同督臣岳钟琪,详细踏勘。”之后,又由通智、宁夏道单畴书等人“奉旨肇开”,“与汉(渠)、唐(渠)并列”。取其造福于民之意,命名惠农渠。
惠农渠建好之后,确实惠及了当地百姓,沿渠两岸也建立起不少堡寨。这些堡寨的命名,均以开渠人通智之“通”为首字,由南向北依次:通宁、通朔、通贵、通昶(chǎng)、通吉、通义、通城、通伏,也就是民间常说的“通八堡”。其中,“通贵”即为今日要说的通贵堡。
“通八堡”的来历,与通智有关,这一点在流传的说法里没有异议。有出入的是,由谁命名、因何而名?一种说法是:“通智开惠农渠时所设,以其姓为首字名之”(《银川市地名志》);另一种说法比较“神奇”些——因通智有十个儿子,所以各以他们的名字命名。此次访到的马存功先生,即抱这样的说法。而之所以是“十个儿子”,因为“当时建的其实是十个堡,通惠、通瑞,后来被河水冲掉了”(马存功语)。
两种说法,前一种应该更可靠,也更合理些。有一篇署名汪复聪的《惠农渠与通八堡》文章(《贺兰文史资料》第四辑),解释比较全面:(建立“通八堡”后)又建有通润堡、通丰堡、通平堡、通惠堡,同样以“通”字冠名;而且,惠农渠上的许多桥梁也以“通”命名,如通春桥、通和桥、通泰桥等。
“掉在河里的飞机”
再说回通贵堡。与上辑对此处“三棵树村”的采访中,吴万彬的讲述相对应,马存功也在回忆中,提到了“掉在河里的飞机”这件事。这里,结合两位老人的回忆,再加上相关史料的佐证,我们对之简略做一还原。
事情发生在1938年(也有说是1939年)冬,一架飞机迫降于通贵附近黄河河道。“就在河道中间,一个翅膀(机翼)插入水中,一个翅膀露出水面。后来,从飞机里走出三个外国人,手里拿着国民党的旗子,大喊着:‘中央政府、中央政府’……”(马存功回忆)
令当时通贵老百姓惊奇不已的事情,有着它的历史背景。《民国宁夏风云录》(杨少青,胡迅雷主编)有载,其时,正值日寇侵华。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,驻扎在山西运城的日军飞机,倾巢赴重庆空袭。国民党空军指挥部,于是指派支援我国抗日的苏联空军志愿军的一个队,7架飞机,夜袭运城日空军基地。
轰炸任务刚完成,之前获知情报的敌机也已飞返,并以数十架的数目将志愿空军包围,展开空战。力量悬殊,志愿空军的飞机迅速向西撤退,其中领队飞机缺油,途中先行降落于定边。剩余6架向宁夏飞来,需完成中途加油,才能飞返兰州基地。
由于无人懂俄语电报,当这些飞机飞抵宁夏城(今银川)上空时,立即遭到地面部队的阻击,各种轻重武器一起开火,苏机飞行员顿时晕头转向,乱了队形,四散开去寻找降落地。
事后才知,这6架飞机,3架落在了定远营(即今阿左旗),1架落在灵武,1架落在小坝,另一架,落在了通贵,也就是马存功和吴万彬记忆中的“掉在河里的飞机”。据马存功回忆,其迫降地点距通贵乡“三棵树”,不过一公里左右。